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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　无心之心就是与道为一的本体境界，它在有限中超越有限，在有待中达到无待。

无心之心就是与道为一的本体境界，它在有限中超越有限，在有待中达到无待。

但有的理学家以道为气化运行的过程，器为气化所成的具体事物。性代表主观目的性，是内在性、自主性范畴，二者在主体身上得到了统一。

一般而言，它们同理、气处在相互对应的关系中，但是，由于这些范畴在不同体系和关系中占有不同地位，因而具有不同涵义，甚至在同一体系中，同一范畴也可能具有不同涵义。但二者又不是一回事，心性并不是理气在人身上的简单再现，这里出现了人和自然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。命代表客观必然性，是外在性、限制性范畴。当理学完成以后，天人合一又发展为心理合一，即主体精神和客观法则的合一。但周、张和程颢认为，心之体即是性之理，而心的本体存在由其知觉作用而表现，体用性情是完全合一的。

方法论的变化，反映了理学范畴体系整体结构的某些变化，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范畴体系。王夫之既主张格物穷理以明心中之知，同时又提出认识事物以获得客观知识的重要思想。[13] 石介：《泰山书院记》。

[26] 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要利，而是反对见利而忘义。我们认为，要研究理学的形成历史，应当考虑到这三大发展阶段。[5] 就是说，人的本性即在于道德理性。方法论和宇宙论、人性论的关系极为密切，理学家的天人合一之学，主要靠他们的方法论来实现。

韩愈稍后的佛教理论家宗密，在融合佛教宗派（华严宗和禅宗）的同时，企图调和儒佛两家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在文学上，欧阳修、石介等人继承古文运动的传统，反对以杨亿等人为代表的轻薄靡丽之文，代之以清新活泼的说理文。

范仲淹提出乾坤二仪即阴阳二气是世界万物的根源，乾阳刚健纯粹之气，是造化之真宰，是造物者。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，过去一般认为，其思想与韩愈是对立的，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，从整个思潮看，他同韩愈一样是提倡文以明道的，他所提倡的儒家大中之道，也是以仁义为其根本内容，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，仁主恩，义主断，恩者亲之，断者宜之，而理道必矣。程颐的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成为理学本体论的重要命题。[6] 这个广大清明之心即性，能够产生明觉。

这一思想为后来所有的理学家所继承和发展。[22] 欧阳修：《道无常名说》，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一百二十九。作为宋代理学的倡导者，范仲淹提出天人会同[20] 的命题。范仲淹针对北宋统一后所面临的新的社会矛盾，提出了社会改革的主张，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欧阳修和一大批学者的支持。

[16] 范仲淹：《穷神知化赋》，《别集》卷三。总之，易学思想的兴起，成为复兴儒家义理之学的途径，理论上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。

后来的理学家，对于佛教大都是采取既批判又吸收的态度，这实际上是柳宗元思想的发展。这个问题在往后的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

作为这一思潮的理论指导而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，则通过全面研究和发挥儒家经典，进而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，各自提出了具有理学特色的学说，从而揭开了理学思潮的序幕。这个时期的思想家，已经提出天人合道或天人同道的天人合一说，为理学的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。如果忽视了这一点，那是不全面的。他还利用《大学》中明明德于天下的思想，提出治心以治天下的学说，为理学思想的形成准备了条件。作为一次思想批判运动，它的口号则是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天地生物之心只有通过人才能完全体现。

正是在以义理解经的风气下，许多思想家利用《周易》等发挥其哲学思想，这成为当时整个思潮的重要特点。这是一种道德意识的自觉或自我认识，所以它强调思和觉的作用。

此外，理学家所谓王霸义利之学，虽然董仲舒等人早已提出过，但只有这时才真正成为重要问题。他们普遍抛弃了韩愈的天命论，进一步发展了柳宗元的元气说。

诚者圣人之性也，寂然不动，广大清明，照乎天地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第三，理学家为了实现其道德理想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提出了一套认识和修养的方法。

《周易》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著作，它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天人之学的基本框架和模式，包含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，它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关系最为密切，又有很大的伸缩性，便于从中发展出各种学说，因此它很自然地变成了理学家讨论的中心。从社会方面说，人是有精神生活和道德追求的，是有理性的社会存在。孙复则提出文者道之用也，道者教之本也[7] 的思想，强调为文必须适其用、张其教，即有益于实行和教化。他所提倡的道，实际上是包括相生养之道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及其意识形态的总称，主要的则是社会伦理关系或道德原则，他又称之为天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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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义利之辨，当时的代表人物，除李觏公开主张财利、提倡功利主义之外，大都有重义轻利的思想。理学家认为，人要认识和实现自己的本性，最重要的是反身而诚、反求诸己，即进行内心体验和自觉的实践，以克服主体同客体的矛盾。

孙复明确反对墨守注疏，主张组织有卓识绝见的学者，重新注解六经，以阐明微义，考其归趣[10]。[17] 欧阳修：《送廖倚归衡山序》，《欧阳修全集》卷六十四。

[3] 欧阳修：《读李翱文》，《欧阳文忠全集》卷七十三。这些内容不仅是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在后来的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他和范仲淹一样，认为万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存在，只有变化是永恒的。范仲淹本人很注意培养人才，除了主张传授儒家六经，还重视经世致用之学。

这同理学家的中和说已经很接近。但理学作为共同的思潮，其正式形成的主要标志，可以用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。

他提出的天人四德说，把天道之元、亨、利、贞同人道之仁义忠信联系起来，把人性提到本体的高度，从而提高了人的地位。但中唐以后，佛教理论日趋僵化和衰落，儒家思想有所抬头，理学形成的过程，就是儒家学说复兴的过程。

他们提出了价值观和真理观的关系问题，这也是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。[13] 石介曾以易教授于家[14]，认为穷理尽性之学莫先于易。